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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的写法和读法

  一个国家七十年的经济史也许可以有多种写法,但想不到居然还可以有这么一种写法——这是读罢野口悠纪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后首先感到的。

  野口悠纪雄,日本经济学家。1940年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曾就职于日本大藏省,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一桥、东京、斯坦福、早稻田等大学任教授。《日本战后经济史》出版于2015年,副标题是“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之所以说“没想到居然还可以有这么一种写法”,是因为作者把大视野和小视角结合得那样成功:既用尽可能少的数据和图表,把日本战后七十年的经济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来;又用看似婆婆妈妈的个人经历琐事,把七十年中一个普通日本人的社会感受饱满地呈现出来。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以“鸟眼”观天下,以“狗眼”看社会。

  这里涉及到史观及由其决定的历史叙事的视角和写法问题。圣王贤相的英雄史观必然有“纪传体”的写法,偌大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些帝王将相的传记,历史进程完全取决于长安城朝堂上的一次廷议,取决于两个人在某个暗室里的一次密谋,甚至取决于皇帝与某个女人一次偶尔的结合——一个雄主或者昏君诞生了,由此决定了一个朝代的走向。这样的情节至今还充斥在电视荧屏之中。那次廷议、密谋和结合在当时固然可能重要,但从长时段来看则可能完全无关紧要,正像作者在《序章》里写的:“专门罗列各种事件的历史年表里,会包含一些在发生当时惊天动地,但对现在却没有太大影响的事件。”作者没有把这些事件作为叙述重点,而是以“鸟眼”俯瞰经济社会发展脉络,辅之以“狗眼”视角的个人感受,使这部作品不离庙堂而又不远江湖,不失学术性而又不乏可读性。

  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中国一样,一点也不缺乏“当时惊天动地”的事件,但和明治维新比起来,什么飞鸟、平安、战国时代的那些打打杀杀,大都属于“没有太大影响的事件”,就连那些打打杀杀本身,若和中国的打打杀杀比起来,也基本上属于《庄子》蜗牛角上触、蛮二氏争斗的量级。而明治维新是真正划时代的事件。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线,不妨把日本的历史就分为两个时期:之前的师法中国、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时期,和之后的师法欧美、脱亚入欧、“和魂洋才”的时期。公平地讲,日本在这两个时期都是成功的。明治之后到二战之前、二战之后到本世纪十年之前,日本又经历了由成功到失败、由喧嚣到沉寂的两个七十年。出现这种历史过山车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从上到下近乎整体性的由励精图治到虚骄膨胀,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之前的巨大成功才导致了之后的巨大失败,正是由于之前的极度喧嚣才导致了之后的悄然沉寂。

  全书的主线是:与一般认为日本战后由于民主化改革带来经济复兴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延续了战时形成的国家总动员即“1940年体制”,才带来了战后的经济复兴,同样也是由于一直维持这种体制,又造成了之后的泡沫破灭和经济停滞,成功导致了失败,喧嚣导致了沉寂。所谓“1940年体制”,基本方向就是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否定市场的作用。这对于仍不时与人纠结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一般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些超乎想象,但作者在书中的确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证。当然这些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笔者的注意力始终在于中国——其实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很少,只是八章近三十节中的一节,但读时感到中国的影子无处不在,尽管若隐若现,却分明贯穿全书。

  首先是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曾经有多么大。因为生于1940年并且住在东京,叙述是从1945年3月美军轰炸东京开始。他们一家由于偶然待在防空洞的入口处才没有和很多人一样窒息而死,而“大空袭将东京烧成一片平地”。其实我们知道,除了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和东京等大城市遭到轰炸以外,日本自明治以后特别是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仍然存在,远没有像中国1949年时那样一穷二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迎来“朝鲜特需”,又从1954年开始经历“三大景气”,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中国与日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书中写到,“50年代后半期开始,被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得到普及”,而在我的记忆中,东北老家农村直到70年代后期,儿子结婚时嫁妆单子里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会让即使最富裕人家的父母也愁白了头。我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1984年为了看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阅兵,父母咬了几次牙才毅然买下的。1956年作者上高中,“当时安电话的人家很少”,人们经常会借用邻居的电话;十年后出生的笔者第一次打电话是1985年,为了把考上大学这一喜讯通知亲戚,在镇上邮电局使用也许还是辽沈战役战利品的那种摇把电话拼命摇了二十圈以上、听到一个懒洋洋的女声问“要哪?”说了地址等了二十分钟后,用近乎吼叫的方式重复了几次才把信息传递给对方——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曾经至少有三十年。

  其次是中国与日本曾经有多么像。从1955年开始的十五年间,日本名义GDP每五年翻一番,年均增长率接近10%,很快成为“世界第二”。上世纪70年代日本依靠“1940年体制”克服了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日元升值,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既缓解了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又促进了先进设备的引进,加上日本式工会体制抑制工资的过快上涨,因此没有出现滞涨现象,进入了“金光闪闪的80年代”。1984年股票指数突破一万点后不断上涨,地价也开始快速上涨,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达到最高值,泡沫经济已经显现。在那个时期,“日本模式”、“日本制造”、“日本第一”等说法不断出现,日本开始信心满满起来:“日本股票市场不存在万有引力定律”,“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只用皇居的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日本企业开始大手笔的海外投资,三菱地产购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安田保险以58亿日元购买梵高名画《向日葵》,日本游客把米兰古玩市场买得大涨;1987年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开始产生“日本比美国更强大”、需要“帮助美国”的感觉,1991年海湾战争时日本出资115亿至130亿美元,很多日本人都认为理所应当。读到这里笔者强烈感到这和近年来的我们有多么相似:股票嘛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有多少人不也曾盘算过卖掉北京或上海的三居室可以在加拿大买一所多大的“浩斯”吗?中国企业不也曾大手笔收购外国足球队和度假酒店吗?中国游客不也曾挤在国外奢侈品专卖店门前等开门后一拥而入抢购吗?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以后,这几年“吓尿体”、“跪求体”宏文不也曾频频出现在网络上吗?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始进入“失去的二十年”,用作者的说法就是“由喧嚣到沉寂”。其实日本人的失落感主要还是和中国有关。中国钢铁和汽车的产量分别于1995年和2009年超过日本,在所附的那两张图表上,日本曲线弯曲向下像一条僵卧的蚯蚓,中国曲线笔直向上像昂起头的眼镜蛇。书中有两处流露出作者和很多日本人的“中国心态”:一处是关于斯坦福大学留学生数量。80年代中、日、韩大致都是100-150人,2003年中国超过400人,日本则不到100人。几年后中、韩人数仍不断上升,日本则已被归类为“其他”而没有单独统计,“日本已经沦为‘其他’!这比2003年的统计数据更让笔者震惊。”另一处是2011年福岛核事故中,向原子炉注水使用的巨型起重机,为中国三一重工制造。“日本制造不了的东西,中国却能制造。不过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喜欢这个事实,日本媒体也没有对此做太多报道。”

  日本人怎么看自己和中国是他们的事,关键是中国人怎么看自己和日本。在很多日本人认为比美国更强大的时候,书中提到两国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而在谈到从9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时,日本的图书销售额也在1996年达到最高点,现在仅为那时的三分之二左右。我们看今天的日本,除了GDP,也不妨比比相互之间留学生的数量,比比国民购买和阅读书籍的数量。在一个地方作者写道:“中国的生产厂家正在投入远远超过日本同行的巨额研究经费来推进产品开发,在世界各国设立研究基地来促进技术发展,在技术上也开始赶超日本企业。”其实我们的企业R&D投入比仍然是很低的,至于技术,据坊间解读,我们领导人前不久参观日本汽车企业时一度“面色凝重”,至少说明了一部分问题。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是需要更多凝重面色的。

  绕不开的是与美国的贸易战问题。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并非因为《广场协议》日元升值、而是对泡沫经济的幻想和结构性改革滞后导致日本陷入长期停滞,他“感觉不对劲儿”的是,只靠炒卖地皮和房子而无需辛勤努力就能发大财,享受“舒适的日元贬值”带来的暂时好处而不进行壮士断腕式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迷恋旧有模式而未适应新技术发展对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改变,优势大企业拿到低利率贷款转身再去搞理财就能轻松赚钱等。日本曾经追赶美国,美国曾经“忧心忡忡”,因此发动了贸易战。但日美之间当时基本是同类产品的竞争,先是纺织品、钢铁最后是汽车,签订《广场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汽车席卷美国市场,但20年后丰田汽车在美大销却再也没有引发任何问题,因为进入新世纪后美国IT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它已经在其他方面取得新的优势。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当时美国对日本忧心忡忡还主要是因为贸易问题,那么它今天对中国的忧心忡忡就绝不仅仅在贸易上;如果日本在全民狂欢之后失去了二十年,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沉心静气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下大力气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让国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等,就显得比当时的日本更加重要。我们比当时的日本更没有资格虚骄膨胀。

  这就涉及经济史的读法了。怎么读经济史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毕竟每个人都在历史之中,每个人都参与创造历史。而从历史上看,忧患凝重总要好过虚骄膨胀。

责任编辑:梁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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